要論今年環保領域的熱門詞，生活垃圾分類無出其右。

7月1日，《深圳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正式實施。《深圳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也修訂在即，草案預計10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一審。

首都垃圾條例修法的背后，有一位70歲老人，半生歲月都與垃圾“為伍”。

他是深圳專業研究垃圾分類最早的一批人。1986年，他放棄醫生職業轉學環境衛生，隨后自費去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，1995年學成歸國后，開始管理深圳的垃圾場，和十數萬拾荒大軍成了朋友，一點點摸出了垃圾治理的方式。

他叫王維平，目前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參事。在當前垃圾分類的熱潮下，王維平冷靜地指出，各地自然條件、垃圾特點不同，不宜全國層面出臺統一的分類方式。而且，生活垃圾分類方式將來有必要進一步細分，“分得越細、后期處理越方便、可回收垃圾越值錢”。

王維平，深圳市人民政府參事。曾任深圳市市政市容委副總工程師，并撰寫《關于深圳市生活垃圾問題對策的調研報告》、《關于深圳市生活垃圾資源回收利用和相關產業問題的調研報告》等著作，為城市垃圾治理提供對策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 吳江

談垃圾分類

分類方式取決于當地垃圾特點等因素 不可“一刀切”

新京報：做好生活垃圾分類需要什么基本條件?

王維平：居民在前端進行分類，是為了便于后續分別處理各類垃圾，分別回收利用，同時能以此為切入點，提高全民環境素養。

前端的垃圾分類方式主要由后端的處理方式決定，因此做好生活垃圾分類，首先要具備分別處理各類垃圾的設施，以及分別回收利用的產業體系。其次，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知曉率需要達到85%以上。政府、企業、公眾、社會組織也要形成合力，特別是基層的鄉鎮街道、居委會、物業、社工群體要加入垃圾分類的隊伍。

新京報：深圳把生活垃圾分為廚余、可回收、有害和其他垃圾，深圳分為干、濕、可回收和有害垃圾，怎么評價兩種分類模式?是否應在全國層面制定統一的分類標準?

王維平：兩個城市的自然氣候條件、垃圾特點和后端處理手段不一樣，難以直接對比。深圳的垃圾四分法，是根據全市垃圾后端處理手段和加工利用體系，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質決定的，深圳也一樣。

生活垃圾管理不能“一刀切”，不宜規定全國統一的生活垃圾分類方式。

但現行的垃圾分類標準還需要進一步明確。比如什么是干垃圾?嚴格來說垃圾含水率起碼低于20%才算是干垃圾。用列清單的方式難以涵蓋數千種垃圾成分，而且也不利于居民記憶。更重要的是，后端要有分別處理的手段。

新京報：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為四類，有沒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分類?

王維平：要細化，分得越細，后期處理越方便，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錢。比如塑料就有100多種類別，有聚酯的、聚乙的、單色的、雙色的、硬軟塑料等。其中最貴的是可樂瓶，回收加工以后可以做成西服的襯里、提包。

但具體分得多細，根本上還取決于后端處理水平，只有處理設施和手段達到了相應標準，才能往下細分。

此外，生活垃圾分類方式應遵循由簡入繁，循序漸進的原則，不能急功近利。對各個分類要標注明確，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。1989年東京正式實施垃圾分類，最初只分兩種，可燃和不可燃垃圾，可燃的送焚燒廠發電，不可燃的送填埋場，經過幾十年，現在東京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增加到13類。

新京報：深圳很早就開始推行生活垃圾分類，為什么多年來實際成效不明顯?

王維平：1995年，我剛從日本回國，那時國內一些社會環保組織已經在發動生活垃圾分類，政府也很支持。但當時大家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系統性、需要的條件、合理的分類方式缺乏全面認識，沒意識到后續的產業形成需要一個過程。多方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，前面分類，后面混裝混運，混合處理，沒有意義。

2008年，深圳選了3000多個小區作為試點，實現居民分別排放，各類垃圾分別運輸，分別處理和加工利用。這時后端的各種處理設施和產業鏈已經形成，條件就比較成熟了。

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另一個問題。1995年4月1日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實施，此前沒有關于垃圾的法律，但該法律沒有涉及垃圾分類。2005年這部《固廢法》第一次修訂，2013年和2016年又二度修訂，但修訂后沒有提及垃圾分類。

2017年，全國人大組織《固廢法》執法檢查，這部法律再次進行大面積修改。今年6月，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修訂草案，明確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、收集、運輸、處理系統。

今年，《深圳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修訂草案也將提請至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進行首次審議。法律法規將進一步完善。

這些條件都具備了，垃圾分類才開始有法可依。

新京報：個人不按要求分類投放垃圾，是否應該進行處罰?

王維平：以日本為例，日本的垃圾分類與誠信記錄掛鉤, 影響升學、就業、貸款、簽證等各個方面，效果顯著。我們也應從制度上加以設計,在宣傳教育的同時，推行鼓勵和處罰措施, 不能用獎勵完全代替處罰。

不過在實際管理過程中，要以引導為主，處罰為輔，注意穩定社會情緒，求得多方配合。特別是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深圳。

西城區新風街一號院，居民將垃圾丟進人臉識別智能垃圾桶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 鄭新洽

談垃圾問題

全國超1/3的城市面臨垃圾圍城

新京報：目前中國的垃圾問題到底有多嚴峻?會帶來什么問題?

王維平：隨著國家人口、城鎮化率、居民消費水平增長，垃圾問題越來越突出。根據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，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圍。

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污染。垃圾污染土地、水、空氣，影響人體健康，造成呼吸道疾病、痢疾、癌癥等疾病發病率提高。

其次是資源浪費。垃圾填埋場使用的土地，填滿后成為一座垃圾山，徹底喪失使用價值，不能蓋房子，也不能用于綠化。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、金屬、塑料紙等可回收利用資源，如果不加分類直接填埋，會造成資源浪費。

越來越多的垃圾還需要投資購買更多垃圾車，建設處理廠，給社會增加經濟負擔。

新京報：怎么解決垃圾圍城問題?

王維平：最優對策是減量化，即在生產、流通和消費過程中減少垃圾產生。1989年，東京的垃圾產生量達到峰值，由于推行了垃圾減量化行動計劃，垃圾產生量逐年遞減，到2018年，東京垃圾產生量比1989年減少了56%。

還有兩個對策是資源化和無害化。資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價值的部分進行再利用;無害化是在垃圾收運、儲存、處理的全過程中減少或避免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。

談農村垃圾處理

應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垃圾處理設施

新京報：你近期主要在關注什么話題?

王維平：2006年起，我開始關注農村垃圾處理問題。深圳行政轄區面積16400平方公里，其中建成區約2700平方公里，目前的垃圾管理統計數據只是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區。余下的農村情況，剛剛開始介入管理。

農村垃圾的管理與城市迥然不同。農村面積大，人口少，居住分散，人員結構相對簡單，垃圾怎么分類、運收和處理一直是個難題。大型垃圾焚燒處理方式，低于600噸/日，垃圾焚燒不能產電，填埋場要達到1200-2200噸垃圾/日，使用壽命20年以上，每噸處理成本才最低。但農村沒有那么多垃圾產量，運輸到其他地區處理，需要付出昂貴的運輸和處理資金。

新京報：怎么解決農村垃圾處理的問題?

王維平：我認為要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垃圾處理設施，就近就地解決，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，摸索運營經驗，當然更應該明確統一的責任部門，統一核算。

7月11日，石景山區啟動垃圾分類校園推廣活動。學生現場演示可回收垃圾的智能投放。石景山區城管委供圖

談深圳拾荒大軍

一年為深圳節省38億元 也給社會治安等埋下隱患

新京報：聽說你以前常在周末跟拾荒大軍一起撿垃圾，為什么這么做?

王維平：在垃圾填埋場時，應該在上風側還是下風側抽煙，你知道嗎?得站在上風側500米處。因為下風側有垃圾產生的甲烷，一點火就爆炸。這些書本上沒有，不實踐就不知道。

我們統計出的數據都不是從網上搜的，是一點一點摸出來的，對垃圾問題的看法也是干出來的。如果理論不來源于實踐，也不能被實踐印證，就毫無價值。

新京報：據說你跟拾荒大軍的“幫主”們都成了朋友，拾荒者是怎樣的一群人?

王維平：我研究拾荒者隊伍已經有20多年，他們由民間自發產生，來自偏遠貧困地區，整體文化素質低，以生存、掙錢為目的。

這支隊伍是利弊共存的無序蔓延。好處是他們能回收資源，減少垃圾，降低財政開支，解決一大幫人的就業問題。目前廢品回收的主體還是拾荒者，我曾經做過調查，國務院批準的663座城市中，這一群體有230萬人。深圳在廢品回收業的低谷時期，有8萬多名拾荒者，高峰時期達到17萬人。

2016年，深圳通過垃圾處理廠處理和拾荒者處理的垃圾體量基本相同，均為760萬噸左右。當時在深圳四環路到五環路間一圈，有82個廢品交易地，拾荒者在這里交易完以后，廢品被運往深圳省加工再制造。金屬運到霸州、塑料運到廊坊市文安縣、紙類運到保定、鞋底膠皮運到定州、玻璃運到邯鄲。

每處理1噸垃圾需要500多元，如果沒有這支拾荒隊伍，當年深圳垃圾處理支出將增加38億元。

拾荒者隊伍的弊端也很明顯，可能造成社會治安不穩定。這些人以同鄉形式聚集，形成了10多個幫派，彼此間常為了爭奪地盤和生意發生械斗，七成人進過拘留所或監獄。很多人因為長期接觸垃圾，身患肝炎、痢疾等傳染病，加上人員流動性強，給公共衛生埋下隱患。

新京報：有人認為應該把拾荒隊伍收編，統一規范管理，你怎么看?

王維平：近十年來都在說要收編這支隊伍，事實上很難。拾荒者文化素質低，能翻垃圾桶，能上門回收，唯一的動力是錢。要是被政府收編，每月固定發工資，就會缺乏工作積極性。我認為這種發工資的收編方式，對于拾荒者群體斷然行不通。

談人生經歷

棄醫轉行研究垃圾 “治理環境一點不比治病作用小”

新京報：你最初學了八年醫學，到北大一院當了傳染科醫生，但1986年忽然轉到深圳市環境衛生研究所研究垃圾這一全新領域，為什么做出這么大跨度的轉型?

王維平：當醫生時，我發現一些怪病發生率特別多，比如口眼干燥綜合征、神經脫殼癥，這都是很少見的病。后來發現這些病和環境污染有關，治理環境才能從根上解決問題。

還有一個原因，是希望這一輩子能做出點成績。醫學領域有的是專家，但垃圾治理在當時是個全新領域。30多年前深圳連一個標準的垃圾處理廠都沒有，垃圾方面的專家更是鳳毛麟角。

新京報：放棄多年學習的專業，轉到全新領域，家人支持嗎?

王維平：家里人不支持，不理解，那時管我叫“臭垃圾”“大糞局的”。改變需要勇氣，我就咬牙堅持，人這一輩子總得嘗試吧。家里人愛說什么說什么，我還是堅定自己的想法，就這么干。

現在看出來了，治環境的病一點不比治人的病作用小，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，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。

新京報：剛轉行時有沒有不適應?

王維平：本來我以為在學校學過環境衛生學，適應起來不會太難，但一到環境衛生研究所就傻眼了，人家都是搞工程搞機械的，我一個搞衛生的就邊緣化了，只能去做科研服務。

后來我一咬牙，1992年自費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，用三年從頭學習環境化學、環境工程。

新京報：那段時間有沒有過情緒波動?

王維平：去日本留學時，我已經43歲了，在日本過得很辛苦，得自己養活自己，又要交學費，國內家里孩子上小學，我還得往家寄錢。一天就睡四個小時，八個小時上學，八個小時打工，路上來回折騰。但就這樣咬牙挺下來了。

1995年底，我學成回國，從日本的家到東京成田機場開車三個多小時。我父親居住在日本，舍不得我走，送我的時候一路上問了我一遍又一遍：“想好了?一定要回去嗎?留下來行不行?”

我對他說，日本的環境問題基本解決了，我學環境的在這兒沒用，但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，我得回去。

回國以后我到了深圳市環衛局，開始管理垃圾場，包括垃圾場的選址、建設、管理、檢查等。

回國不久我父親就重病了，我又到日本把父親接回國，父親去世后埋葬在了深圳。

新京報：你曾經擔任十二屆至十四屆深圳市人大代表，也在媒體上獲得了“垃圾王”的稱號，你怎么看待這個稱號?

王維平：我沒有多少貢獻，是個很普通的人，我姓王，不敢稱王。

新京報：你剛剛度過70歲生日，有什么話想告訴年輕人?

王維平：四句話，也是我的人生格言：堅持，哪怕是屈辱漫長;積累，哪怕是點點滴滴;希望，哪怕是一線微光;當止，哪怕是榮耀輝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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